爱的华尔兹
翻开记忆的相册，母亲是最疼爱我的那个人。
六个月大的我，便由母亲每天抱着挤公交上下班，她是去工作，我是被送去单位托儿所。从九区到老市里，线路很长，那时候坐公交车的人很多，班次却少得很，尤其是上下班时间的公交就像沙丁鱼罐头，被熙熙攘攘的人挤得满满当当。几乎每次乘车，抱着我的母亲大都是被挤在最后上的车，自然是没有座位的。母亲一手抱着我，一手夹着包，被人群包围着、夹挤着，随着车子一路摇晃到站台。
岁月荏苒，光阴似箭。一晃，我从母亲怀里的婴儿长大成人，而母亲也由少妇迈入暮年。十五年前，母亲不慎摔伤了右腿，落下病根，天性爱静的母亲，便借着腿脚不便作为理由，阴雨天不出门，冷热天也不出门。每次我便硬拉着她说给她买零食骗她出来，在红星中学到九区菜场的几百米路上，我挽着母亲的右胳膊，一路晒太阳，唠家常。阳光下，我俩的影子忽短忽长，时光渐行渐远。
一个微凉的秋日，母亲因脑梗被急送医院住院月余，血管压迫脑神经使得她再不能开口表达和自主行动，为了她不那么快地丧失身体机能，出院后，我本着“能坐咱就不躺着，能站咱就不坐着”的原则，每天站在母亲对面，拽着她在客厅里走上几十个来回。
刚开始，她还能颤颤巍巍地跟着我挪步，渐渐的，步伐越来越不稳当，我就把她的双手环圈在我的脖子上，面对面扶着她的腰带着她走。秋日的残阳夕照，母亲的影子与我的影子不时地覆盖重叠，乍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人。女儿看着我俩开玩笑地说：“妈呀，这哪是走路，分明是你在带着外婆跳舞啊!”我回道：“是啊，小时候是外婆天天抱着我跳公交华尔兹，现在是我带着她跳平地华尔兹呐!”边说还边煞有介事地走上几个花步。看着母亲跟随着我的脚步踉跄蹒跚，伤感和无奈里似乎也平添了些许轻盈和快乐。
转眼到了冬天，一场寒潮，冰天冻地。持续萎缩的大脑和僵硬的关节，使得母亲彻底不能起床，她如同刚出生的婴儿，每天只是安静地或睁眼或闭眼躺在床上。听朋友说，长期卧床的病人最怕喉咙里有痰，会导致肺部感染，于是一听到母亲喉咙里有呼呼的声音，我就赶紧扶她坐起来给她拍痰。此时的母亲已经坐不稳了，我只能抱着她将她的脸搭在我的胸前，再轻拍她的后背，慢慢地左右摇晃，继续跳着我们两个人的“华尔兹”，我想于她来说，这也是一种锻炼了吧!
苍白而无力的挽留最终还是没能帮助母亲熬过那个冬天，在离她的本命年仅剩十天的那个傍晚，母亲在我的怀里留下了最后两滴眷恋的泪水，让我体会到时间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都说爱，能抵御寒冷，可那一夜，我久久地握着母亲冰凉的右手，想用我的温暖驱散她的寒冷，却被她的冰冷侵蚀入骨。就是这只手，当初将我一路牵引助我成长，洒下多少甜蜜的欢笑;也是这只手，如今由我牵着伴送母亲，滴落无数不舍的泪水。
秋日的夕阳早已余晖殆尽，那些斑驳的影子和手心里的温度却恍如昨日一般清晰。都说母亲是最伟大的，她把自己的鲜血化成洁白的乳汁养育我们不求回报，而我为母亲所做的，却仅如一杯白开水那样微不足道。我相信，人有前世、今生和来世，如果可以，我要对母亲说：“亲爱的妈妈，下辈子，我还要抱着你，将这曲‘爱的华尔兹’用我们独特的舞步继续跳下去……”
最是温暖康乃馨
又是一年早春时，春姑娘摇曳着舞姿说来就来了，爱美的姑娘嫂子早早地将换季衣衫整理叠放，以期最快脱去厚重的棉衣，展现出优美的身段和玲珑的腰身，在各种脱单的衣裳里，毛衣无疑是兼顾了保暖与俏丽二者并重的最佳选择。
那件胸口上织着一朵红色康乃馨的白色粗绒线棒针衫，安静地躺在衣橱抽屉最上层已有两年时间，时光就是这样，寒凉了漫天飘雪的冬，再苏醒了思绪万千的春。这件许久不曾上身的毛衫，是母亲十多年前为我织就的。母亲将一生中许多的休息时间花在了“编织”这一项“家庭工作”中。
记忆中，缱倦的日光，飘散在窗外，窗户的落影安静如水地洒在母亲身上。母亲轻靠在单人沙发中，左手三指并拢轻捏一根毛衣针，右手以小指勾线，拇指与食指在另一根毛衣针中上下翻飞，一针一线，缠缠绕绕，像极了一台编织机器在运作，却又比世上最精密的机器多了几分温热。随着毛衣针有条不紊地摆动，手边的线团越织越小，针上的纹样开始凹凸有致地排开并逐渐丰满起来。
而我，是母亲最好的帮手，经常为母亲盘线打团。有时候读书写字学习累了，我还会耍个小心眼，借着帮她绕线赖在电视机前蹭上一小段连续剧。每每此刻，母亲脸上总会闪过一丝浅浅的、不易察觉的微笑;而更多的时候，是妈妈“窸窸窣窣”的织毛衣声和着我笔尖书写在纸上的“沙沙”声，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苦读的日子。
母亲一向心灵手巧，编织手法更是多种多样：插肩、挂肩;双螺纹、单螺纹;元宝针、菱花针……今天跟张家婶子学会一个新花型，明天借鉴李家姆妈的毛衣自己设计一套新款式，楼前屋后一转悠，取长补短，各式花样对她来说都易如反掌。而母亲最喜欢织素色的毛衣，或开衫或套头，或半袖或蝙蝠袖，因为这样买线最经济节省。她用多样的款式弥补了色彩上的不足，最特别的，是她会在织好的毛衫胸前再镌上一朵顶端渐尖的的康乃馨花萼——这是她生前最爱的花。
在那段物质生活相对贫乏，只能靠自己动手方能丰衣足食的年代里，母亲和许多家庭主妇一样，在寒冷的冬季到来之前，怀着一颗最柔软最温暖的爱心，为家人编织出一件毛衣、一条围巾、一副手套亦或是一双“爱心牌”鞋袜来。家境稍好时，称上两斤全新的“恒源祥”全毛毛线;家境差时，就变着法子地把旧毛衣拆了再织，用同一团毛线编织出簇新的花色和样式，继续为家人抵御严寒。那时候，织毛衣也算是“女人家”在满足一家人肚子温饱这一基本前提下，对为数不多的精神生活的一种美好向往和追求了吧!
铺平略微泛黄的褶皱，轻抚毛衣，我的指尖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母亲的体温。阳光下，那朵红色的康乃馨依然开得正浓、正艳，像极了妈妈那张柔和而恬静的脸，在晨雾朝露中对我绽出最温暖、最慈祥的微笑……
旧物影像
“茜宝，妈来接你去吃饭喽!”凝视着眼前这只斑驳的保温桶，母亲熟悉的轻唤声再一次清晰地拂过耳畔。准确地说，它并不保温，且比我还年长，是一只有着近半个世纪历史的铝制拎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质相较匮乏，能餐餐温饱是一件奢侈的事。这只拎桶不仅温暖了我们一家人的胃，更牵挂了一家人的情，成为旧时光里美好生活的记录者。
父亲十八岁考到马鞍山钢铁学院离开家乡上海，毕业后被分配到马钢二钢厂工作。母亲的三哥是父亲的高中同学，两人从认识到相恋再到结婚经历了“八年抗战”，婚后短暂两地分居，因为爱情，母亲最终辞去了上海松江税务局的工作到小马定居，又凭着那张上海财经大学的文凭，进了二钢厂财务科。
父母在小马没有亲戚，不到周岁的我被母亲抱着，每天一早登上老旧的公交车颠簸摇晃着送到托儿所。厂办托儿所就在母亲办公楼下面，安顿好我后母亲掉头上楼开始一天的工作，而我则在母亲“眼皮子”底下玩耍长大。长大一点会跑了，每天挂钟指向11点半，我就丢下小人书翘首以盼地等在托儿所门口，等待母亲带我到食堂撑饱我饥肠辘辘的小肚皮和填喂我那张永远也吃不饱的小嘴巴。
食堂与办公楼仅一条小马路之隔。记忆中，因为几乎都是过了饭点才去，我们总是落在最后一波打饭的队伍里，剩下的饭菜自然是少见着肉，好在花上两、三毛的菜票打份西红柿炒鸡蛋或者肉末豆腐也是我喜欢的。偶尔还能打份红烧带鱼，因为鱼块大都碎不成形，师傅们便会多给一勺以示宽慰。我倒是暗自高兴，因为泡在酱汁里的碎鱼块更有味道。最让我开心的就是拎桶里满满一锅子的汤，也因为去得晚，冬瓜海带肉丝蛋花这些“好货”都沉底了，可谓“货真价实”，以至于到现在我还固执地认为，肉汤配了冬瓜就好吃，蛋花汤里的海带最有灵魂。父亲通常是没有正点吃饭的，炉台上一有事，他就要跑现场，母亲就把桶底的干货都留给父亲干完活回来热了再吃，从不会叫父亲饿着。
身为一名会计，母亲打得一手行云流水般的漂亮算盘。一把老式紫檀木框架的小家伙，四角包着黄铜，木珠子黝黑泛红，在母亲纤细的手指拔弄下，八十五颗乌油锃亮的算盘珠子滑动碰撞，发出金石般激响，时而如春雨淅沥，时而似急管繁弦，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为了提高技艺，母亲一闲下来就闷头苦练，我常见她拿着一本长条型小簿子，左手翻页，右手眼花缭乱地在算盘珠子上上下翻飞，一百张薄纸片“哗哗”翻完后，记下时间，再对照数字总数是否有差错，然后清零继续练习。她说那叫“百张传票”，就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到一分一毫都不差的准确。
每每在办公室或家里听到母亲那“噼里啪啦”连绵不绝的算盘声，我就知道，不是职工发工资的时间到了，就是快要珠算比赛了，再不就一定是有人拿着计算器去找她PK，然后按着按着就败下阵来。母亲说，不停地练习不只是为了比赛拿奖，更不是向同事们炫技，而是要练好手，做对每一笔进出款项，做好自己份内的本职工作。在我的记忆里，那清脆的算盘声一直是最动听、也最值得骄傲的优美旋律。
如今母亲已离我而去，这些往事回忆起来已略显苍白，好在数次搬家，丢了很多东西，旧拎桶和老算盘还一直都在。由经这些旧物件，有妈的过往岁月再度浮现眼前，清晰如昨，也许这就是时间的魅力吧，它把那些最难忘的故事和最珍贵的情感封存在记忆深处，由漫漫岁月浸润得愈发温暖而馨香……